父亲在外求学的那几年，家里里里外外全是母亲在操持。
白天的她，泼辣、爽朗，走路带风，嗓门大得出奇。
在白天，我们是没有多少时间见到她的。
每天早晨，我们一睁开眼睛的时候，第一眼看到的并不是母亲，而是饭桌上一盘尚保持着余温的蒸红薯和一碟雪里蕻腌的酸菜，罗罐里的稀粥还冒着微弱的热气，我们知道不用寻找母亲，她已经去地里干活了。等到日头走到头顶的时候，她会扛着锄头从地里回来，锄头上挂着一把红苋菜或几根白萝卜，这是中午的菜蔬，有时是一把刚成熟的还散发着泥土气息的花生，让赶回家吃午饭的我们欢喜雀跃。吃过午饭，有时几乎都不休息，她又去地里干活，直到傍晚，当我坐在门槛上，正眯着两只犯困的眼睛，疑惑着时间是如何从清晨走到中午，又从中午走到黄昏时，她才拖着两条疲惫的腿回到家。就这样，周而复始，日复一日。
在我们那个大队，最能挣工分的几个妇女，我妈自诩有她一个，无论播种、插秧、收割、挑草头，她样样不落人后。那个时代的妇女，男人干的活女人都干——大冬天去毛铺修水库，大夏天到山上种树，女人该干的活还是女人干——做饭洗衣，缝缝补补，所以她的时间，连上一分钟和下一分钟之间的缝隙都被填得满满的。
身为家中的老大，母亲似乎没有多少童年，因为她没有弟弟妹妹的时间是极短暂的。从第一个弟弟出生开始，她就承担起照顾他们的任务，而她有7个络绎不绝地出生的弟弟妹妹，就像一段还没来得及展开的音乐刚弹了个序曲，就因为电量不足戛然而止，她开始牵着弟弟妹妹的手，帮她们擤鼻涕，穿衣服，哄他们吃饭，阻止他们把不该塞的东西塞到嘴里，也尝试搬个小板凳站在比她高的灶台前做饭洗碗，到半山腰的泉边挑水。
相比之下，背着背篓去山上打猪草，是她更愿意干的活，因为就是在打猪草的途中，她看到了有着梦幻般蓝色花朵的兰花，和带着香气的金银花。
大概是十三四岁的时候吧，她跟着村里的人去几十里外的地方挑木料，木料长长的，一捆重好几十斤，一旦挑起来，中途是不可以歇的，歇下想再挑起来就难了。我妈那时个子小，长长的木料挑着走的时候，不是前头碰着块石头，就是后头磕到地上了，一路趔趔趄趄跌跌撞撞，就这么几十里山路走下来，生生把肺给压炸了，回家咳了一个多月也不见好，外婆觉得不对劲了，医院看，发现肺上有一个大黑影。
多年的艰辛生活让我妈修炼出一种凛然、刚硬、同时毋庸置疑的能干的姿态，她走路时笔直的腰板，圆中带方的下颌和微微抿起的嘴角似乎都在说：我很能干的。仿佛那些日常所见的艰难就是沾在她袖口的灰尘，拂一拂就能掉似的，这从我家日益增多的人口和牲口数量上可以看出来——我妈对养鸡的热情几乎从未随着岁月的流逝而消减，在城里生活的那些年，她依然倔强地从各个市场里买来小鸡苗并辛勤地喂养它们，虽然它们在城市里生活得很艰难；也可以从我们家几个孩子虽然穿着打了补丁但整洁干净的衣着，从我们家铺得平整得没有一丝皱纹的床单上体现出来，那时候的床要铺得平整绝非易事，因为床单下铺的是稻草，村里但凡有喜事，请去替新人铺床的经常都是母亲，有亲戚来我们家，也总是要对家里的破败和整洁感到惊讶不已，而当我妈端出一碗热气腾腾的卧着鸡蛋的面条时，他们的惊讶就显得愈发的真诚了!以至于多年以后，我妈发自内心地后悔：那些鸡蛋都没舍得给你们吃啊！
仔细体会，这种姿态还包含着某种潜台词：我可没那么好欺负！
看起来，这个潜台词很好地被大家领会到了，所以，大部分时间，我妈和邻里都相安无事，甚至可以说相处融洽。但是别扭的时刻依然不可避免，这时，我妈就会更深刻地让大家体会到这种姿态所包含的人生阅历和生活技能，只要她出手，十有八九，她能大获全胜!靠的是什么呢？靠的是她早早进入成人世界思考出的两条朴素的人生准则：第一事情要占理，不占理不吵；第二一旦决定吵了，必须吵赢甚至不惜打赢（要动手的时候坚决不能怂）！
当然，这种姿态在跟家里人吵架的时候并不适用，面对家里人，我妈就会转换策略，一旦跳脚、赌咒、发誓、咬牙切齿地讲狠话都不管用之后，我妈就会眼圈一红，眼泪悄悄地顺着脸颊掉下来，流进她的嘴里，让她的话语散发出一种咸咸的苦涩，猝不及防地将你带入一种不可预期的情境之中，她的控诉立刻就变得格外打动人心，让你不容反驳，唯有唉声叹气，低头认错。我多次见识过她这一独门绝技，并暗地里模仿过她，却发现眼泪怎么都流不出来，于是我知道这也是需要天赋的。
这种朴素的人生准则让她在日常生活中游刃有余，集市上买到了坏的青菜水果，小摊上买到了劣质衣服，她都能找到人家给退回来，有时非但给退了换了，还找补几根葱啊蒜的，然后被客客气气地送了出来。
记得我去城里上小学的一年，接近年关，我妈给我买了一件红色羽绒服，结果没等到过年呢，衣服就脱线了，露出里面白色絮状的羽绒。我妈见状，带着我直奔自贸市场。
那店家当然不愿意换，他说：“谁知道怎么弄坏的，还不知道你家姑娘在外面怎么疯呢！”
我妈一听就火大了，她拎着衣服抢上一步说：“黑了天了！我今天要换不回来！”
说着举着那件破衣服给来来往往的人看，很多本来要进店里看衣服的客人，见状扭头就走了。她又大声冲我说：“反正没得么子事，我们明天还来！”那店家一看惹不起，赶紧给换了一件，客客气气地把我妈这尊神给请走了！实事求是地说，衣服确实不是我扯坏的，那个时候的我不光捡姐姐的衣服穿，连我哥的衣服穿不下都给我，好不容易有件新衣服，爱惜都来不及呢，哪还能扯它呀！
我妈之所以能把生活过出一种风风火火轰轰烈烈的感觉，在于她的语言体系里感叹词特别多，经常都是，还没开始说事，先来一句：“不得了哦！”
再来一句“天爷啊！”
或者“哎呀，黑了天啦！”
配上她的肢体语言，吓你一跳，以为发生了什么要紧的事，或者天要塌下来了，其实不过是鸡还没喂，或者锄头落在家里等鸡毛蒜皮的小事罢了，但是通过这些感叹词，我妈硬是把生活过出了一种重大感，每次看到她，都仿佛这个世界上有什么重要的东西等着她去抢救似的！
当然，这些都是白天时的她，到了晚上，她的感叹词就奇迹般的消失了，嗓门也不那么大了。
好啦，要得。
不用客气撒。
没什么打紧的啦。
过细点罗。
仿佛开启了另一套话语系统！
尤其是坐在煤油灯下，被煤油灯光笼罩着的时候，她脸上的棱角似乎也圆润了许多，散发着一种温暖的安静的光泽，仿佛变了个人似的——我曾经很迷惑，后来得出答案——这就是煤油灯的神奇之处！
你看，煤油灯造型古朴可爱，有一个铜制的底座和一个鼓鼓的肚子，鼓肚子里盛些煤油，中间有一根灯芯，点燃灯芯的瞬间，它会毕剥毕剥地闪着火花，用力地摇晃两下，在罩上玻璃罩子后，那光就稳住了，只留下一些微微的颤动。
在夜晚，煤油灯当之无愧是整个家庭的中心，它用一种朦胧的温暖的泛着黄色光芒的凝聚力，将一家人都吸引到它的面前，既缩小了大家空间上的距离，也拉近了大家心理上的距离，所有人都一团和气。白日里那些匮乏、疲惫、怨怼、争斗、愤怒、无望仿佛都在朦胧的灯光下变得模糊起来，不那么清晰、那么触目，那么棱角分明了，蒙上了一层温情脉脉的带着仿佛来自天国的光芒。
围着家里那张方桌，就着灯光，妈妈纳着鞋底，太奶奶补着我们白天扯破的裤子，父亲如果在家就会就着灯光看书，我们则玩着路上捡到的糖纸，或看看小人书，更多的时候是发呆，发着发着，就在灯下打起了瞌睡，脑袋一不小心就磕在桌子的边沿，懵懂地睁开眼，正看到煤油灯的灯花闪了两下。
煤油灯下的母亲更是展现出和白天时完全不一样的气质。
她安静地坐在煤油灯下，用一个从队里的妇女们那里借来的鞋样子纳着鞋底，两根长长的麻花辫一根垂在胸前，一根搭在肩上，额前蓬松的刘海随着煤油灯火光的气流微微地颤动。她右手食指上戴着一个顶针，每一次针扎进鞋底就在食指的顶针上顶一下，针就穿过去了。有时鞋底太厚，怎么顶也顶不过去的时候，她就拿一种像摄子一样的铁家伙，把针给拉出来。但凡缝个几针，我妈就拿针在头皮上梳一下，难道是那针用得有点钝了，拿自己的头皮当磨针石，在上面磨锋利一点？一针一针地，我们全家人的鞋子就是这样被我妈坐在煤油灯下给纳出来的。
有时候，她也帮我们补各种破了的衣服。我记得她有一个百宝箱，做衣服剩下的面料，多余的扣子，各种颜色的线，都被她小心地收在里面，她就跟制作工艺品似的，从里面仔细挑选出一块边角面料，先放在破洞上比划好，然后眯着眼睛左右打量，看看合不合适，如果不合适就换一块，再眯着眼睛，仔细感受一下。
其实照我的看法，反正都是破衣服了，补块什么样的面料真的差别也不大。
等到一针一线缝好了，我妈又会眯着眼睛欣赏一会自己的杰作，那表情摆明了就是在暗自赞叹自己的手艺真好！
有时她还会哼起一种忧伤的小调，虽然听不清她哼的是什么，但是似乎可以感受到她的小调里有一个人，一个不幸的人，在诅咒着糟糕的今天，期盼着可能更糟的明天，渴望着得不到的幸福。每当她哼起这种忧伤的小调，就说明她心情不错，如果这个时候我们缠着她要红薯干吃，通常能达到目的，或者不小心把鸡食盆踩翻了，她竟然都不会骂我们----这种时候，我们甚至会产生一种错觉，她可以原谅每一个人，当然等到白天你就会发现完全不是！
煤油灯光就像一道屏障，隔在白天的她和夜晚的她之间，隔在安静恬淡的她和刚强硬朗的她之间。在昏黄的煤油灯下，她似乎从那个众声喧哗需要争抢的世界里撤退了出来，卸下那副为白天特制的盔甲，变成柔软的也有些软弱的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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